鸡被偷走炖熟民警一锅端还给失主
中国2009年的人均GNI不到3500美元,而日本1990年的人均GNI则为25000美元,但是二者却拥有相同的人口结构。
总之,在新常态时期,第三产业成为第一大产业,金融要适应这样的新常态。同时,当前国有企业改革之路就是混合所有制的路,混合所有制就一定有银行的参加,也有民营企业的参加,这才是混合所有制企业。
为什么放炮仗?因为土地确权验收了,为庆祝验收,农民情绪之高远超想象。因为资本市场是各种各样的,那就有适合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适应市场化对企业来说,就是要自己找销路,自己筹资金。10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前三季度宏观经济数据。当前中国农村的变化,对金融的压力来说是大的。
这是为什么?承包初期的时候要分地,好土地一亩算一亩,坏土地两亩折算一亩,经过了30年的承包,精耕细作以后土地质量都差不多了,这时候一亩顶一亩,土地就多了。前不久,我带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在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个城市对土地确权后的农村进行了调查。一、中国经济已经悄然越过刘易斯拐点 2004年前后,中国东南沿海出现了广泛的低端劳动力供给紧张的问题。
而时隔不足2个月,目前市场的担忧已经切换到经济硬着陆和政策的过度紧缩,目前的主基调是经济下行风险大于经济上行风险。中国人口红利的结束时间几乎更早。(一)拐点过后,经济增长动力发生变化 日本经济在60年代中后期越过刘易斯拐点后,增速出现了系统性下滑。从数据上看,过去的20多年,劳动者报酬在GDP收入中的占比一直处于持续的下行趋势,直到2007年达到低谷,不足40%,而企业收入则持续上升,也在2007年达到46%的峰值水平,可以预期的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将逐步改变甚至逆转这一趋势,从而使得企业盈利和政府收入面临收缩。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日本在1950年代末经历刘易斯拐点之后,工业企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利润率都曾出现系统性下移。2)房地产价格上升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两者相互推动,不仅使得地方政府可以以不断升值的土地为抵押直接获取银行信贷,而且地方政府的出地出让金作为存款,成为进一步扩张银行放贷能力的来源,最终的结果的M2的扩张,也表现为地方政府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同步扩张。
然而,在施加人口结构的约束条件之后,或者这一约束条件逐步变成硬约束之后,我们同样会发现以上三个环节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从而银行信贷所带动的杠杆扩张功能受到限制。相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中国的老龄化程度相当于日本的2倍,中国老龄化的趋势更快。但是2004年以后,伴随着中国经济越过刘易斯拐点,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的趋势开始放缓。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结构,同时附加经济发展阶段、人口转移、人均收入等一些变量,人口与经济结构的变迁过程存在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拐点、库兹涅茨拐点三个发展的时间窗口,前面两个拐点的跨越意味着一国的潜在增长率会下移,后一个拐点的跨越则被认为是一国成功转型的关键。
(一)中国步入人口老龄化的节奏:速度更快、间隔更短、发展水平更低 1、速度更快。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将推动价格中枢的上升,劳动力供给充分条件下的低通胀,高增长态势将不可持续。按照国际标准,如果将65岁以上人口占比从7%提高至14%这两个指标作为衡量一国人口老化的标志,那么对比发现:1)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完成这一转变的时间跨度通常在40~100年,英国经历47年、德国经历40年、美国经历73年、法国经历115年完全超越14%的水平。日本在60年代中后期越过刘易斯拐点时失业率出现了下降,中国自2002年以后失业率也出现下降。
伴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储蓄倾向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而消费倾向较高的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将导致储蓄率水平的趋势性下降。再比如,目前企业感受到的资金成本与银行间市场的资金成本存在明显的反差,民间利率已经接近甚至超过2007年的水平,这里的原因除了监管政策的约束外,银行信贷在整个社会流动性创造中的杠杆功能已经有所弱化,单一观察银行信贷的资金成本已经不足以反应社会整体的融资难度。
但是伴随着刘易斯拐点的越过,城乡货币需求的二元结构趋于统一,高货币发行,高投资率,高经济增长率和低通货膨胀率的增长模式将不可持续。亚洲国家在老龄化超过7%的时候就减速,而其他欧洲国家包括美国则在老龄化程度更高的时候经济才进入减速期。
(二)人口因素曾经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体现为高储蓄率保证的,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1、基础货币的创造机制弱化 中国过去10多年,基础货币的扩张根源于中国充裕劳动力资源集中制造业和出口贸易部门所创造的外汇储备及外汇占款。2)中国出口部门迅猛扩张的黄金期已过,将大量劳动力等资源配置于劳动密集型出口制造业的效率必然逐步降低。2)亚洲国家完成这一转变所经历的时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日本仅仅在25年的时间里就过渡到了老龄化社会,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与日本迈入人口老龄化的时间节奏基本一致,韩国、新加坡、越南的速度则更快,将在15~20年的时间里完成这一跨越,只有印度是一个大的例外。特别是在把这一实证关系对应于中国的情况时,日本往往成为一个典型的案例,并认为中国可能会重复日本失落的十年,然而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又存在明显的差异。投资增长速度的一定程度的下降,也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
(三)中国人口未富先老 事实上,伴随着经济增长,社会人口结构必然趋于老化。根据联合国数据显示,中国人口红利窗口将在2015年关闭。
相反,人口抚养比较低的经济体通常会经历通胀,墨西哥是一个案例。五、人口结构的动态变化:一连串故事的大幕已打开 通常,单纯考察人口结构的动态演进过程,生育率低于标准水平的2.1、65岁以上人口占比大于14%、15~64岁劳动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总量开始下降是四个逐步跨越的拐点,每经历一个拐点,人口结构的正面效应会削弱、负面效应会强化。
第二,不同于韩国和日本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已经拥有较高的人均收入,中国在收入水平较低时即迈入老龄化,因此经济增长承受的压力将更大。在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要素的优化配置极大地改善了经济运行的效率。
反之,如果资产价格处于下行通道,那么这个国家的负债能力不仅同步收缩,而且为了偿还债务,不得不出售资产,杠杆率的反向放大功能则使资产价格以更快的速度下跌,资产负债表同步被动收缩。六、人口结构动态变化的短期风险——基于国家资产负债表框架的分析 以上我们分析了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三大重要拐点的越过,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然而这一人口红利的享受实际上是透支了未来的红利,少儿人口占比的提前下降导致后备劳动力严重不足,同时劳动人口迅速上升将在未来加速老龄化过程,未来净消费人口占比将快速超过净储蓄人口占比从而降低储蓄率,高储蓄基础下高投资增速带动的高经济增长模式将不可持续。自1982年到2009年,中国用了仅仅25年时间,就走完了日本60-70年的路。
(一)融资风险(负债方) 1、工资上涨、政府收入与企业盈余被压缩的风险 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人口红利的终结,如果不存在明显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率的提升,那么未来劳动者报酬在收入分配的占比将逐步上升,而政府和企业收入将面临下降。例如目前银行贷款的各期限实际成本与2007年紧缩周期的末端相比,仍然存在约一个点的差距,但是加息所面临的经济周期环境已经明显不同,目前的经济增长能力与2007年相比,已经明显的弱化。
从数据观察,特别是从2002年开始,在美国经济需求强劲扩张等带动下,中国的贸易顺差/GDP迅速上速,由2002年的不足2%逐步扩大至2007年的10%,从而使得外汇占款成为推动央行基础货币迅速增长的核心渠道,即外汇储备/基础货币逐步大于1,然而从这个指标观察,外汇占款创造基础货币的效应自和2004和2005年之后开始逐步削弱,这与中国跨越刘易斯拐点,至少是35岁以下核心劳动人口在2003年达到峰值的时点非常吻合。这种高劳动人口占比,低抚养比的人口结构优势即为人口红利。
3)中国房地产市场高速发展期的拐点已过,特别是针对高收入群体的对中高端住宅建设活动将面临需求不足的压力。为中国经济起飞积累了大量资金。
2、银行信贷内生创造M2机制弱化 如果说出口部门是创造基础货币的主渠道,那么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化与房地产则是创造M2的主渠道。(二)中国人口红利窗口即将关闭 伴随着妇女总和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将持续低于步入老龄化的人口,中国未来将持续面临劳动力潜在供给减少和老龄化继续加速的压力。这就是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倒U型曲线。2)FDI进驻中国的渠道除了形成制造业和出口部门的厂房、机器等固定资产投资之外,还通过中国房地产资产价格的上升获取投资收益,然而随着房地产价格上行态势的趋缓,特别是考虑近期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对价格的压制,可能会对增大FDI存量资金投资于房地产的潜在风险。
当刘易斯拐点到来之时,非农产业必须提高工资水平才能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考虑到作为新兴市场的印度,将在未来数据10年内持续享有人口红利所提供的优势,中国面临的周边市场的竞争压力也将更大。
3)从中国的情况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未来1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节奏将以更快的速度推进,根据联合国的保守预测,中国最早将在2025年达到甚至超过14%,换言之,中国和日本一样,将花费25年时间完成这一跨越。这就为保证高投资率提供了货币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以发行大量的货币以刺激经济,提高产出,而不必担心通货膨胀率的提高。从数据上观察,2003年之后,M2/GDP曾出现明显的放缓,直到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的刺激政策通过大规模的地方政府支出和银行信贷投放使得该指标出现逆转,然而,2010年以来的货币信贷政策正常化意味着M2/GDP将逐步重返原路,回归常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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